之后，章惇似因忌惮苏轼的绝世才华，恐其日后光芒盖过自己，便屡屡设计陷害。他借苏轼 “为报诗人春睡足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 一诗，恶意揣度苏轼生活闲适，遂将其贬谪至更为僻远之地。此后，更是变本加厉，于苏轼诗词之中刻意断章取义，罗织罪名，致使苏轼从惠州被进一步远谪至海南儋州。
不仅如此，章惇对苏轼之弟苏辙亦未放过，将其贬至广东雷州，且不准其居官舍，甚至诬陷苏辙强占民房。
这桩桩件件恶行，实乃令人发指，每念及此，我心中恨意难平，直欲穿越时空手刃此等奸佞之徒，方解心头之恨。
元符三年（1100 年），宋哲宗去世，宋徽宗即位，章惇被贬，而苏轼被免罪。
这时章惇的家人写信向苏轼求情，苏轼回信表示 “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”。看到苏先生回的这两句话，我内心是五味杂陈。
时光悠悠流逝，我依旧每日沉醉于历史的浩瀚海洋。一日，我正埋首读书，眼前再度模糊起来。这次竟穿越至朝堂之上。我瞧见神宗端坐于龙椅，威严肃穆，下方大臣们争论激烈，面红耳赤。王安石站于一侧，神色坚定，慷慨激昂地阐述变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；苏轼则站于另一边，蹙眉深思，提出自己的忧虑与担忧。
神宗见下方大臣争执不休，眉头微皱，轻声说道：“朕望诸位爱卿平心静气地研讨，皆为大宋繁荣昌盛，切勿伤了和气。” 王安石望向苏轼，和声说道：“子瞻兄，你我当以理性探讨为要。” 苏轼点头称是。
于是，他们开始详细剖析变法中的各项政策。王安石提出青苗法，言辞恳切：“此青苗法可解农民青黄不接之困，助其获取资金维持生计、开展生产，于农业发展大有裨益。” 苏轼略作沉思，担忧道：“介甫兄，我所虑者，乃地方官员执行之时，恐会强令借贷，如此一来，反倒加重农民负担，好心办坏事。”
王安石专注聆听苏轼的忧虑，微微颔首：“子瞻兄所言极是，此点我此前确有疏忽。我定会加强对地